弘法精舍八十多年來，一直重視為佛教、為社會培育人才。精舍的創辦人黃杰雲居士夫婦，即使在戰事期間，仍計劃將來如何推動弘法工作。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向盟軍投降，香港結束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日子。
弘法精舍雖然在這段期間並未受到戰火的無情摧毀，但自從抗戰勝利後 ，一直空閒，無人居住。百廢待興，不少事情須重頭來過。黃居士夫婦見到莊嚴道場受戰亂侵擾，荒廢數年，實有違他們的弘法心願。幸好有時任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居士及董事長王學仁居士相助，依照東蓮覺苑方規，成立保管董事會，負責主持精舍此後的弘法大計。他們四人共同管理精舍，又向各方奔走，籌措經費，著手開辦新的佛學院。
1949年春天，香港佛教界收到消息，來自東北的倓虛老法師要南下，這對大家來說是天大的喜訊。
不名佛學而名學佛者，旨在注重行持
倓虛老法師（1875-1963，下稱倓老），河北省甯河縣人，俗姓王，名福庭 ，生於1875年。倓老中年前行醫為業，交遊廣闊，始知有佛法，而其後求法之心益切，自行研習經論。在四十三歲那年，他前往天津清修院求清池老和尚剃度。老和尚見其相貌，知他日後必成大器，故不願受他執弟子之禮，並引薦他至河北省高明寺純魁法師處。純魁法師為其剃度，賜法名隆銜。後來倓老得知寧波觀宗寺諦閑大師之門下弟子，為慶祝師父六十壽辰，故安排了傳一堂戒。於是他把握這個機會，報名參與，依諦閑大師受具足戒，獲賜名倓虛。倓老後又入讀觀宗寺佛學研究社，一次因覆講而得大師贊許，評他為「虎豹生來自不群」。他此後追隨諦閑大師到處弘法，並獲傳授天台宗法卷，為第四十四代傳人。
倓老堪稱近代佛門泰斗。他在中國東北、西南各地建立道場，致力振興佛教，如青島湛山寺、遼寧營口的楞嚴寺、哈爾濱的極樂寺，及吉林長春的般若寺等。 他一生又主辦過九家佛學院，其門下弟子不可勝數。[1] 1949年，倓老仍駐錫湛山寺。據其弟子樂渡法師憶述，時局有變，青島市面人心惶惶。湛山寺諸位護法及方丈善波法師與他商量，虛雲老和尚與葉恭綽居士 [2]，來函邀請倓老，南下廣州重修光孝寺一事[3]，著法師先往香港和葉居士接洽。關於倓老駐錫香港，及於弘法精舍辦佛學院的經過，有以下幾種說法：
一、樂渡法師先往香港，尋找葉恭綽居士。1948年底，法師由青島抵達上海，再乘火車前往廣州六榕寺。同行者有達成、性空、聖懷、智開、永惺共五人。樂渡法師會見葉居士後，言明倓老有意南下弘法，十分歡喜，於是邀王學仁、林楞真、黃杰雲、王璧娥、樓望纘諸居士商議。眾人一致歡迎倓老來港弘法，兼辦佛學院。弘法精舍諸董事亦同意借出地方為院址。
樂渡法師與葉居士分別致電催請倓老來港。1949年4月1日，倓老由青島抵達上海，4日由上海飛抵香港[4]。倓老到埗後，香港佛教界仝人紛紛到機場歡迎，接風洗塵。第二天，倓老與葉居士會晤，議決創辦僧校，定名為華南學佛院。葉恭綽、王學仁、黃杰雲、樓望纘、林楞真五位居士為學佛院護法董事，倓老任院長兼主講[5]。（樂渡法師說）
三、弘法精舍戰後幸得王學仁、林楞真兩位居士襄助，依照東蓮覺苑方規，成立保管董事會，負責主持一切大計。董事會於是開始選聘高僧，以擔任領導地位，開展弘揚佛法的工作。1949年，倓老駐錫青島湛山寺，經葉恭綽居士的推薦，提請董事會通過，轉請佛教聯誼會（即香港佛教聯合會），代發電報邀請來港，主辦華南學佛院[7]。（倓老說）
綜合來說，倓老因局勢變動南來，香港佛教界仝人聞訊，歡喜至極。剛巧弘法精舍諸位居士有意籌辦佛學院，因緣和合下，與之洽談留港弘法事宜。倓老逐決定駐錫精舍，辦華南學佛院。
至於為何稱「學佛院」而非「佛學院」，倓老在呈交香港佛教聯合會的備案上說得很清楚：
「竊以佛法真諦，端在行持，教義流傳，賴諸弘揚。自民國以來，各地佛學院，如雨後春筍，莫不宏揚佛教，培養僧材為職志。其目的無非為令正法久住，教義普及，破無始之執迷，啟原有之正信。查本港於民國二十八年間，曾創有弘法精舍。請已故寶靜法師為主講，招收有志學僧，造就弘法人材，厥功至偉。後以因緣失調，未能垂續，弘法精舍遂告終止。今年春間，港中熱心佛教之居士，發心創辦佛教教育，繼續培植人材，以符弘法旨趣，地址仍假前弘法精舍，並定名為華南學佛院。不名佛學而名學佛者，旨在注重行持。於佛法奧妙中有真修證，有真受用，以期將來，宣演聖教，淨化人心，賡繼佛法慧命，闡揚大乘精神。倓虛辱荷諸居士，推為院長，承乏院務，現已招收學僧二十一名開始上課，經費暫由諸居士等籌措，以俟稍為就緒，院內學僧，實行工禪制度。即半日工作，半日學法，以期達於自給自足之程度，竊以 鈞會為本港佛教最高機關，凡屬佛教團體，均在管轄之內。除已呈請 香港政府備案待予批准外，用特具文呈請，仰祈 鑒詧准予備案，實為公便。 謹呈 香港佛教聯合會。院長倓虛謹呈。」──〈為創辦華南學佛院呈請．鈞會准予備案由〉[8]
倓老特別強調行持這一方面；他期望入讀的學僧，能夠有真正的修行和體證，將來學以致用，淨化人心。
學佛院董事會原議招收學僧十名，給予倓老每月經費港幣一千元。葉恭綽，樓望纘兩位居士擔任常年經費。王學仁、黃杰雲、林楞真三位居士，則負責借出弘法精舍。
東北三老與入讀學僧
此時，倓老又寄函給定西老法師及樂果老法師，請兩位來港相助，擔任輔講教師。定西老法師（1895-1962，下稱定老）生於遼寧，俗家姓名于澤甫；樂果老法師（1884-1979，下稱樂老）也是遼寧人，俗家姓名陸炳南。王福庭（倓老）、于澤圃及陸炳南出家前經常相聚一起，研習出世之道。三人之中，以王福庭出家後，于澤圃亦在淨宗大德寶一老和尚座下剃度，法名如光。如光法師後前往普陀山法雨寺，依達園和尚受具足戒。定西是後來老法師來港後改的別號。陸炳南則最晚出家，當年已經是五十六歲了。他依遼寧開原市龍潭寺剃度，法名大聞，號樂果。後世尊稱三位大德為「東北三老」，以表彰他們振興東北佛教、發展香港佛教的巨大貢獻。
一些之前在東北曾經跟隨三老的弟子，亦陸續來港。例如淨真、智梵、法藏、妙境、明遠幾位法師，本來在上海浦東海會寺親炙定老，研習《法華文句記》；後來定老收到倓老請函來港，幾位年輕僧人也就順理成章跟著師父進入華南學佛院[9]。此外，又有其他年輕僧人聞風而來者。倓老為了長遠造就更多僧才，於是向董事會提出要求，增加收生名額至二十名[10]。這二十位學僧包括（排名不分先後）：
樂渡、性空、大光、法藏、寶燈、永惺、妙智、達成、聖懷、淨真、圓智、智開、妙境、定因、明遠、智梵、濟濤等[11]。
華南學佛院大致上沿用倓老1940年代初，在青島湛山寺佛教學校擔任校長時所訂立的編制[12]，例如每三年為一個修業期限；期滿考試成績合格者，獲頒畢業證書；同時課程亦必須包括中文、歷史、地理等俗世知識。在這三年間，學僧要修讀的佛教內容包括法華、天台、楞嚴、止觀、唯識、淨土及各項儀軌等。根據智梵法師所言，華南學佛院所教授的課程，與湛山寺佛學院大同小異－－以天台三大部：《法華玄義》、《法華文句》、《摩訶止觀》為宗旨，其他課程為輔。其中與湛山寺不同的，是多添了一門醫學──傷寒論。因為倓老懂醫，故能由他老人家觀臨指導；另有尚有蔣維喬居士講述《文字蒙求》等[13]。
開學僅年餘，學佛院要維持日常開支，逐漸變得困難了，畢竟每月一千元要應付二十六人的是開支，還是頗感拮据。樂渡法師說，倓老曾向董事會要求，每月經費增加三百元，總算勉強支撐得來。學僧又需要「每日課餘，分組種菜，上山斬柴，以補不足。」不足一年，董事會提議學僧半工半讀，以期自力更生。不過，適合學僧的工作並不多，而且董事會有時意見爭持不下，常形成僵局，苦了倓老和陪他開會的樂渡法師－－「……負責經費者，要學僧半工半讀；不負責經費者，則不表同意。因此曾有短時期之僵局。至時取款不到，縱倓老親去董事會要求，亦屬枉然。艱辛苦況，真是一言難盡。」
後來倓老聽從董事會建議，買織襪機作織襪用。但奈何學僧是外行，努力下雖能順利得到一個月之收入，始終是事倍功半，實非長久之計。與此同時，負責經費的葉恭綽、樓望纘兩位居士先後離港。樂渡法師與倓老再三商量，皆因學佛院之存亡，危在旦夕，他們必須另想辦法妥善解決。
倓虛老法師為學佛院籌措經費一事，感動了上海紗廠主人江上達、楊之游等人，他們慨捐巨款，代為購置精舍電燈、蓄水池及蓄糞池等項目，無形中減輕了眾僧負擔。
莊嚴法器 水陸道場
另一方面，有一位吳蘊齋居士（1886-1962），他是民國時期的金融家，曾任上海金城銀行總經理。經董事會邀請後 ，吳居士入住弘法精舍，皈依倓老，得法名「能任」，承擔了部分籌措日常經費的責任。
倓老同時又派永惺法師及寶燈法師往青島湛山寺，取得寺中莊嚴法器，以便在弘法精舍籌辦水陸法會。華南學佛院辦的水陸法會，全稱是「冥陽兩利法華水陸道場」。倓老之所以特別強調法華二字，是他相信當年佛陀在靈鷲山，最後開的是法華高會，宣講《法華經》；這是高過過去一切的法會道場。他期望佛弟子能發無上高遠廣大之心，只有這樣，方能救濟眾生。[14]
法華水陸道場每年都訂在冬季舉行，於農曆十一月十七日阿彌陀佛誕日開壇，直到農曆十二月初八佛成道日圓滿。倓老及一眾參與法會四眾，以此功德，祈禱世界和平，戰爭永息，兼超薦諸護法過去先靈，及中外陣亡將士、災死難民、一切無主孤魂，速脫幽冥。水陸法會得到本港諸善信的支援，華南學佛院至此方解經費困憂，師生乃能逐步實踐弘法理念。
在學佛院創始初期，學僧雖經歷了砍柴、種菜、紡織等半工半讀的生活，成效依然不甚顯著，這與倓老強調出家人必須掌握一門技能，以求自身生活安定的目標，尚不少距離，於是他提出要印製其師父諦閑大師的遺集。
續佛心燈，以酬師恩
諦閑大師乃天台嫡後裔，法門龍象。倓老受大師法乳，無時不感念其恩德。大師精通三藏，說法度人無數，皆有獨到之處。諦閑大師所撰文字，過去只見於報刊，或以單行本流通，且書局隨意刊行，間有訛誤。大師示寂後，寶靜法師繼任為觀宗寺主持，葉恭綽居士其時倡議應及早編纂大師遺著，眾人推舉法師為主編，葉恭綽、蔣維喬居士為副主編。惜法師早逝，事情被逼擱置。其後倓老來港辦學，適逢葉、蔣亦同處一地，三人有感因緣和合，不能再失良機，故重提此事。倓老發願續佛心燈，以酬師恩，從葉居士處取得諦閑大師遺著原稿，花了三個月時間校對，整理出共一百二十萬字。[15]
1951年1月，華南學佛院印經處正式成立。
倓老的想法是，與其找外人去印，成本高昂，倒不如自行學習印刷。他老人家此舉，除了為使諦閑大師的文字般若以永存，更是為了讓學僧適應時代需要。因為倓老始終認為，出家人做其他工作，實屬不宜，今選定印刷一門，使佛法流通，也算是如來家業。印經處獲中華書局總經理吳叔同贈腳踏照鏡印刷機一部，又得到葉恭綽、王學仁及吳蘊齋等護法居士的贊助，購入切紙機一部，及五號鉛字。
人位方面，學佛院內共二十學僧，倓老於是分編他們為四組：
一、檢字組：樂渡、妙智、達成、聖懷、圓智、淨真、聖鐸、常安
二、校對組：大光、濟濤、法藏、定因
三、印刷組：永惺、智開、性天、智梵
四、裝訂組：寶燈、妙境、明遠、妙觀
雖然硬件已備，但對倓老及一眾學僧而言，《諦閑大師遺集》預計共十冊，約120萬字，不是一項小工程。為此他們決定先試印一些較短的講義，邊學邊做，以磨練技術。春節過後，學僧首先刊印《論念佛》。倓老在當中為大眾開示念佛的好處，並扼要說明何謂皈依三寶、八正道，雖然只有短短五頁，卻是對初機學佛很有幫助的小冊子。倓老只請來了一位印書館的熟手，抽空教導學僧兩、三次；學僧之後又到印書館參觀。此後諸事如排版、揀字、校對、切紙等，全靠學僧自學。雖然倓老認為第一次印刷的成品有不當的地方，例如行距過闊，但整體上還是頗滿意大家的努力成果。[16]
到了4月，學僧開始排印《勸發菩提心文講義錄要》，並向外結緣流通。他們的印刷技術日益進步。 5月，印經處又購入另一套三號鉛字供正文使用[17]。倓老認為學僧準備工夫已足，開始排印《遺集》。自此全體學僧，每日四小時上課、四小時印刷；後來為了加快進度，又改為每日七小時印刷，終於在9月底，他們完成了十冊其中六冊。
倓老在《遺集》後記述說師生印經的辛勞困難處，讓我們對他的慈悲宏願更加敬佩：
「⋯⋯自遺集排印開始，院內即實行半工半修，每日上午授四小時課，下午做四小時工。首用照鏡機，足蹬印刷，日出三十二開紙四頁，每頁一千篇。計將遺集印完，約需時三年。後又購雙牙四開機一部，因無電力，仍八人輪班蹬印，計每日可出四開紙一頁。五月底放暑假，為提早出版，改每日工作七小時。時逢溽暑，酷熱襲人；諸師汗流如瀋，辛勤備至！八月底暑假期滿，遺集前兩編，六冊印竣；並開始向外預約。⋯⋯」[18]
不過，倓老又考慮到《遺集》全套繁重，流通不便，於是在同年11月另行將當中的開示及講義，分訂散裝單行本，以適應及方便讀者。 例如單行本《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義》、《大佛頂首楞嚴經序指味疏》等，都屬於《遺集》第一部分的內容。到了年底，華南學佛院辦一年一度的水陸道場，稍稍補足了印刷費；加上頭六冊已開始接受預訂、流通，所得經款亦得以用來繼續印刷餘下四冊。
發精進心，自力修學
1952年3月23日，華南學佛院第一屆正式期滿，舉行畢業典禮。
二十名學僧中，有十名通過期末考試，順利取得畢業證書。他們分別是法藏、淨真、聖懷、大光、定因、寶燈、達成、樂渡、永惺及妙智。[19]畢業禮當天，除了學佛院的董事及師生外，還有來自各方道賀的大德，如覺光法師、印順導師、優曇法師、明觀老法師、寬慧法師等，嘉賓如雲，自有一番盛況 。
倓老在畢業典禮致詞中特別提到，時代巨輪不斷前進，社會上人心不古，僧團的托鉢、法事、供養等生活，已靠不住了，因此學僧有必要自食其力。例如印經是為他們將來能自立而做的準備。他又勉勵學僧，不要以此為滿足。佛法廣大精微，應當發精進心，自力修學，以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20]
就在第二屆準備招生的時候，倓老開始感到狀態不如以往。無論是體力上，還是精神上，都不足以繼續勝任院長一職；因此他便懇請學佛院的董事會 ，准許他辭職，另選賢能。但當時還有年輕僧人不斷南來求學，而且第一屆尚未畢業的學僧，也要繼續讀下去。大家心裏都不免擔憂，缺少了倓老 ，華南學佛院到底還能走多遠？
[1] 倓虛老法師出生至來港前各種弘法事蹟，詳見《影塵回憶錄》（全二冊），1955年。
[2] 葉恭綽居士（1881－1968），字裕甫，又字玉甫、譽虎，號遐庵、遐翁，廣東番禺人。中國近代政治家、文學家、書畫家及收藏家。葉居士積極護持佛法，於中港兩地佛教事業貢獻殊多。
[3] 廣州光孝寺是著名禪宗古剎，歷史可追溯自晉代。自民國紀元起，寺廟即遭政府及學校機關佔用，先後辦過法官學校、警備司令部、至抗日勝利後情況益加猖獗，光孝寺為廣東省教育廳接管，在原址開辦省立藝專學校。虛雲老和尚與一眾護法居士等發起「維護光孝會」，是為復興光孝寺一事之緣起。參見《廣州藝專非法佔用光孝寺之我聞》，《海潮音》第29卷第2期，1948年，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204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印複製中心，2006年。
[4] 台灣侯坤宏教授在一篇談及1949年前後僧人來港歷程及他們留港期間的生活狀況的論文中，引用倓老弟子大光法師記載，取倓老「是在3月間抵達香港」之說，並在註釋指：「樂渡法師則記為4月4日」。其實大光法師原文乃言農曆三月。倓老從青島來香港事，上海市佛教青年會的《覺訊月刊》及香港《華僑日報》已刊載詳情。前者有〈倓虛法師過滬飛港〉新聞一則，記「倓虛老和尚，因葉恭綽居士邀赴香港弘法，於4月1日道經上海，⋯⋯於4月3日本會星期講座講演『十法界緣起』。⋯⋯翌晨即搭機飛港云。」足證倓老來港，確是新曆4月4日。參見：侯坤宏〈避風港：1949年前後的香港佛教〉《人間佛教研究》，第 7 期，2016年，頁97-157；〈倓虛法師過滬飛港〉，《覺訊月刊》，第3卷第5期，1949年，頁19，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第78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印複製中心，2008年；〈佛教大德倓虛來港〉，《華僑日報》，1949年4月4 日，第5版。
[5] 〈追思恩師略敍創辦華南學佛院之經過〉，《香港佛教》第43期，1963年，頁21-23。
[6] 〈輓倓公大師〉，《香港佛教》第43期，1963年，頁18。
[7] 參見《倓虛大師法彙》第三編〈南學佛院第一屆學僧畢業典禮致詞〉，1974年，頁334－335。
[8] 參見《倓虛大師法彙》第三編，1974年，頁329－330。
[9] 〈追思倓公，看破，放下、自在〉，《香港佛教》第43期，1963年，頁53-54。
[10] 關於華南學佛院初期收生人數，一直有兩個版本，分別是二十一及二十人。說二十一人者有倓老〈為創辦華南學佛院呈請．鈞會准予備案由〉中「現已招收學僧二十一名開始上課」，及樂渡法師〈追思恩師略敍創辦華南學佛院之經過〉。後者尤其詳細指出，「前後學僧二十一名，三位老法師，再有廚夫，校役各一名，共二十六人。」然而到了1952第一屆學僧畢業時，倓老在〈華南學佛院第一屆學僧畢業典禮致詞〉中，已更正為「學僧暫定為二十名」、「學僧二十名，本屆畢業者十名」（另見後文）。對此最簡單的解釋是，其中一位學僧開學後退學，不過筆者近日翻閱《道安法師遺集》的日記部分，法師在1950年11月11日記有下列事項：「華南佛學院（註：道安法師每每提及華南學佛院多稱佛學院，純熟手民之誤）死了一個學僧，下午送芙蓉山火葬。」由於缺乏前文後理，我們不能單憑法師日記便斷言此乃二十一人變為二十人之緣故，故法師此說，只能聊備一考。參見道安法師遺集編輯委員會編，《道安法師遺集》， 1980 年，第 5 冊，頁416。
[11] 筆者有一照片，借自加拿大湛山精舍，是第一屆學僧、導師、護法居士等攝於弘法精舍大殿前「客廳」（時人稱呼），拍攝場合極有可能與課程開學有關。礙於筆者才識有限，僅能辨認到當中十七人，其餘三位（四位）學僧為誰，還望方家指教。
[12] 《影塵回憶錄》下冊，1953年，頁178－181。
[13] 《影塵回憶錄》下冊，1953年，頁178－181。
[14] 〈啟建冥陽兩利法華道場說明〉，《倓虛大師法彙》第三編，1974，頁328。
[15] 〈蔣維喬〈諦閑大師遺集序〉，《諦閑大師遺集》第一冊，1952年，頁11-13。
[16] 倓虛老法師〈華南學佛院學習印刷情況〉，《弘化月刊》第126期，1951年，頁14，收入收入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補編》第71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印複製中心，2008年。
[17] 五號鉛字用於註解
[18] 倓老所言月份及日子，皆為農曆。
[19] 一直以來，華南學佛院並未有公佈確實的畢業生名單。文中所列出十名畢業學僧，乃根據大光法師所藏的「香港華南學佛院第一屆師生暨董事合照」辨認。外間多流傳某某法師為華南學佛院（第一屆）畢業生，如智梵法師、性空法師等，若依照倓老畢業典禮致詞中「學僧二十名，本屆畢業者十名」計，未有在合照中持證書者，應不能當作畢業生計算。
[20] 〈華南學佛院第一屆學僧畢業典禮致詞〉，《倓虛大師法彙》第三編，1974年，頁334－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