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香港佛教》創刊65周年。這份於1960年6月1日出版的月刊，由覺光法師（社長）、松泉法師（督印人）、元果法師（發行人）共同創辦，社址設於香海正覺蓮社，編輯部設於法雨精舍，發行部位於福慧精舍。作為戰後香港佛教文化的重要傳播媒介，《香港佛教》填補了定期刊物的空白，在宣揚佛法、聯繫教界、導正信仰觀念方面發揮了深遠影響。本文以創刊號為核心，分析其創辦背景、傳播宗旨、內容構成及佛教界對刊物功能與時代環境的反思，探討其如何重塑戰後佛教傳播媒介，並為佛教文化的復興奠定堅實基礎。
戰前佛教刊物的斷續與文化空缺
《香港佛教》創辦之前，香港佛教雜誌發展斷續，未能形成穩定的傳播媒體。如1932年香港佛學會發行的《香海佛化刊》只出版了五期；1933年由汕頭佛教學會、潮州開元寺嶺東佛學院創辦的《人海燈》，雖然於1935年6月第13期起將編輯部遷至東蓮覺苑，但兩年後由於主編通一法師前往南洋，自第四卷第六期起，編輯部又遷至浙江寧波慈溪金仙寺芝峰法師處。後以時局動盪不安，1937年8月停刊；1938年創辦的《華南覺音》，編輯部設於青山彌陀閣，在1939年更名《覺音》，並請到竺摩法師接手編輯，最後遷到澳門發行，出版共32期；1951年，竺摩法師又在澳門創辦《無盡燈》，雜誌隨法師的弘法地點遷移，1952年移至香港，先後遷至青山淨業林、荃灣鹿野苑及沙田南圃別業各處。
遺憾的是，除了《無盡燈》隨竺摩法師前往南洋弘法之便，在1956年遷至馬來西亞檳城，故至今仍能刊行外，其餘雜誌均頗有曇花一現之感－－它們辦刊時間最長的也不過數年，最後不外乎因財政困難、後繼無人或戰亂被迫停辦。[1]這種情況導致戰前佛教文化宣傳缺乏連續性，無法有效回應社會對佛教的誤解，削弱其影響力。
戰後香港佛教復興，不少寺院道場擴建或新建，慈善事業也逐漸興起[2]，但教內仍然缺乏定期刊物，使得教義傳播和文化交流受限。當時香港佛教徒要閱讀雜誌，不得不從台灣或南洋訂購。許多佛教同人，因此感到香港迫切需要有一份自己的佛教雜誌。
從創刊號看傳播宗旨
如泉慧法師在指出：「我想在香港的大德法師，護法居士，也許會有同樣的感覺，這並不是說香港佛教的財力、人力、和環境不許可，而是機緣未成熟吧！」他認為創刊「為香港佛教史以來，寫下空前未有最光榮的一頁」[3]。
《香港佛教》的創辦並非偶然，而是對當時社會需求和佛教現狀的積極回應。其核心動機和目標有四：
首先，最直接的動機是為了填補香港佛教文化宣傳工具的空白。創辦人提到，在文字介紹宣揚方面「尤感缺乏」，因此「倡議發刊『香港佛教雜誌』」[4]。社長覺光法師強調，香港佛教在福利方面表現良好，但在文化方面「表現微乎其微」，「直至今日，還沒有一種按期出版的佛教雜誌，那是多麼地可惜？」 他認為「文化宣傳的功效是比任何力量都大」，缺少它是「相當的損失」[5]。發行人元果法師補充，香港佛教雖有「興盛的氣象」，如新建道場五十餘所、出版佛經百萬本，但文化宣傳不足[6]。香港佛教聯合會發起人之一的陳靜濤居士與督印人松泉法師，同樣就《無盡燈》遷往馬來西亞表達遺憾之情。前者形容這導致「本港佛教文化進入真空狀態」，縱觀台灣有數十種雜誌，香港卻沒有一份，令人「慚愧萬分」[7]；後者則指出，自《無盡燈》南遷後，至今本地沒有一本月刊行世、沒有一本雜誌宣傳佛法，「這是多麼遺憾的事」——香港「唯有文化，尚嫌不足，尤其雜誌事業」[8]。因此，創辦一份定期出版的佛教雜誌，是當時香港佛教界的急切需要。
其次，雜誌的創辦承擔著弘揚「佛陀正法」的使命，並且糾正社會上對佛教的誤解。覺光法師在表示他觀察到許多人對佛教不認識，「產生種種錯誤的觀念，以致誹謗佛教」[9]。〈發刊詞〉明確指出，《香港佛教》旨在「（對）外介紹佛教，導迷啟悟，樹正黜邪；對內聯繫同道感情，相互觀摩，互相取法」，其「根本原則」是「以佛陀正法為中心的文字」[10]。陳靜濤居士認為，「許多佛徒泥於保守，故被人視為佛教是消極的，迷信的，偶像崇拜的錯誤觀念」，雜誌應「洗刷一般人對佛教的誤解」[11]。松泉法師強調「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是佛教住世的兩大任務，也是出家佛徒的兩大使命。他認為佛陀立教的苦心和眾生受益的深廣「非言語所能形容」，現今佛徒應「承受佛陀弘法利生的使命」，因此雜誌的創辦，正是為了在這兩大任務上「有所貢獻」[12]。
同時，雜誌期望能適應時代潮流，以現代的方式傳播佛法。覺光法師指出，在「科學已進至太空時代」，佛教傳播需要合乎時代，「隨類應化」、「應機說法」[13]。胡國偉居士則提倡「佛教大眾化，佛學文藝化」，將佛理「納入文藝中」，利用刊物或報紙，「把佛法融和於學術性的或文藝性的文章中，送到社會去」。他認為香港文化水準提高，佛教文化工作者應「朝向這方面走」[14]。
最後，雜誌期望藉助香港的特殊地位，促進國際佛教交流與傳播。創辦人宣稱：「本刊雖以『香港佛教雜誌』為名，只是說明發刊之方所而已，并不含有區域的限制。因为地域雖有南北，而佛教一味，是沒有南北之分的」，雜誌「負有向海外介紹本港佛教事業動態的任務」，因為香港作為世界櫥窗，是東西文化交流的地方[15]。當時像白聖法師一類的佛教領袖，對香港也不免寄予厚望。他說道：在香港「樹起卍字的大纛，在短暫的期間內就可以把佛說的真理，流通到整個世界」。他特別建議《香港佛教》應「增設英文版」 和「加強對外的連繫」，與各地佛教刊物和國際佛教團體攜手。澄真法師也提到，香港已成為「世界各國文明的匯會處」，雜誌的誕生是為了「加以素描，報導於世界佛教人士，使之生起互相認識和聯繫的作用」，希望最終能將佛法「隨著港口的船隻，帶到全世界的各大區域裡，展轉流布」[16]。
內容構成多元與「適應性傳播」
從宗教傳播視角看，創刊號正正應用了「適應性傳播」（contextual dissemination）的策略，通過理性教義與文化適應，針對1960年代香港的多元信仰與現代化挑戰，設計多層次弘法方式。[17]戰後唯物主義盛行，創辦人批評捨棄因果會導致「道德淪亡殆盡」，而一神教的盲信則「教人欺騙自己」，強調佛教應以理性與實踐回應時代需求[18]。懷西法師甚至撰文警告：「認清今日人類已經進入太空時代，我們佛教如果不仰頭趕上，無異成了時代的淘汰者，世人會咒詛我們是二十世紀的渣滓。」為此他建議刊物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為宗旨，避免「政治宣傳」或「貪求名聞利養」[19]。學者張廷榮則將佛教大悲心置於中國文化脈絡，強調「東方精神」的人神交融，撰文回應信仰混雜挑戰[20]。
陳靜濤居士在文中善意地點出香港佛教「由於力量不集中，各立門戶，各自為政，不能相互合作」，期望刊物「引導香港佛教踏上新的途徑，啟發香港知識份子的信仰，多作佛教對社會的福利事業」[21]。源慧法師亦指出：「二十世紀的時代，是一個科學的新時代。⋯⋯社會上許多不適應時代所需要的東西，也都被這個大時代的旋渦淹沒了。」 他呼籲刊物推動「佛法大眾化，社會化，教育化」，以適應現代化需求[22]。
創刊號內容涵蓋社論、論述、文藝、詩歌、佛學問答，通過多元內容回應不同群體，突顯佛教界通過刊物實現文化整合與弘法拓展的意圖⋯⋯倓虛老法師、印順導師、源慧法師、羅香林教授等大德與學者投稿，涵蓋教義闡釋與弘法經驗，秉持「無宗派成見、不拘形式」的編輯方針。這種策略融合天台宗、人間佛教、淨土宗等多元觀點，展現大乘佛教精神，突破保守宣傳模式。文章共同塑造了創刊號所倡導的佛教形象：一個理性、積極、入世、強調人倫道德和社會關懷，並通過教育和文化傳播自身價值的佛教。這種對「人間佛教」理念的推廣，是戰後香港佛教試圖適應現代社會、重塑傳播策略的重要體現。
雜誌的運營挑戰與展望
雜誌的運營面臨諸多挑戰，特別是經濟和人才方面，這也是創刊號中多位作者關注的焦點。
創辦人不諱言，雜誌的運營「無任何背景或大護法支持，而皆賴私人慷慨解囊」，這種情況「只能臨時維持」，為了「長久計」，發起了「徵求基本訂戶運動」[23]。元果法師也提到「要辦好一本雜誌很不容易，尤其是佛教雜誌更感困難，因為佛教的文章不容易寫，而寫作者又是完全義務，並沒有稿費的報酬」。法師希望在經濟好轉後，「凡為本刊寫稿者均敬致薄酬」，同時也呼籲海內外有佛學造詣者「惠賜佳作」，以及港九新界佛教團體「併肩攜手，同力合作」[24]。法師如此強調刊物需依靠教界協作，成為持續傳播的平台，反映佛教界對刊物長期運營的務實考量。創刊號還刊登了〈捐款謝啟〉，列出了多個團體和個人的捐款，顯示了初期運營對捐助的依賴。
泉慧法師亦在文中詳細討論了辦佛教文化的難題：經費籌募、文稿徵求、流通暢銷。他建議為謀經費充裕，「不妨登載商業廣告」，認為這並非有損尊嚴，而是運用「營業的手腕」來彌補不足，擺脫「依賴他人的化緣老調」。對法師而言，商業廣告可以增加篇幅和收入，甚至可能維持全部或大部分經費。在文稿徵求方面，法師建議「酌酬稿費，鼓勵青年寫作」，相信這是補救稿荒、提拔新血、發掘人才的有效方法。法師更精闢地分析，以往佛刊多以教內人士為對象，「未能收弘法宣教乏效」，因此建議在人煙稠密的「公共場所，最宜發售佛刊」，如飛機場、火車站、渡海碼頭、書報社等地，利用公共場所往來者眾的特點，希望能引導教外人士學佛[25]。
除了經濟和文稿，擴大影響範圍也是雜誌的目標。白聖法師建議「流通力求普遍」，認為歷年佛教刊物流通範圍未超出佛教圈外，無法使教外人士「同沐佛陀慈悲的恩光」[26]。
多位作者表達了對雜誌未來發展的宏大願景。覺光法師期望「不久的將來，佛陀的佳音，將傳遍全世界，佛陀的光輝，照耀全球！」[27]陳靜濤居士期望雜誌「將代表香港佛教發揮佛陀的教義，引導香港佛教踏上新的途徑。」[28]白聖法師期望雜誌這盞「孤燈能夠放射出無限的光芒，普照到每一個人的心靈上。」[29]這些討論和願景，既展現了創辦者和撰稿人對雜誌的殷切期望，也坦率地指出了當時香港佛教傳播媒介所面臨的實際困難和未來發展的方向。
總結
《香港佛教》月刊於1960年6月1日創刊，其誕生是戰後香港佛教在特定社會環境下，對自身傳播策略進行重塑的一次重要嘗試。創辦者和首期撰稿人深刻認識到香港作為國際都市和文化交匯點的特殊地位，以及當時社會面臨的精神困境和對佛教的普遍誤解。
雜誌的創刊旨在填補文化宣傳的空白，弘揚以理性、智慧、慈悲為核心的佛陀正法，糾正社會對佛教的消極、迷信印象，並嘗試以更現代、更貼近生活的方式來傳播佛法，使其適應科學昌明的時代。創刊號的內容多樣，涵蓋了基礎教義、修持方法、對社會和佛教現狀的批判性反思、對佛教教育和文化發展的熱切呼籲，以及對佛教入世、利世功能的強調，體現了明確的人間佛教導向。文章不僅有學術性的研究，也有對基本教義的普及性文章，更有結合時代背景探討佛教使命和方法的文章。這種內容設置反映了雜誌希望吸引不同背景和層次的讀者，從而擴大佛教影響力的努力。
然而，創刊號也坦率地呈現了雜誌運營和香港佛教發展所面臨的挑戰，包括經費、人才、以及如何更廣泛地流通和接引社會大眾等問題。撰稿人提出了諸多具體建議，如登載商業廣告、設立稿費鼓勵寫作、增加英文內容、在公共場所發售等，這些都反映了在傳統弘法模式之外，探索新的傳播媒介和運營模式的思考。
總體而言，《香港佛教》創刊號是戰後香港佛教對傳播媒介進行現代化、社會化嘗試的一分珍貴文本。它不僅記錄了當時香港佛教發展的現狀、挑戰與機遇，也集中體現了當時佛教界在複雜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如何思考和規劃佛法弘揚的路徑。其強調理性、教育、入世關懷、國際交流等理念，為後來的香港佛教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也為研究戰後中國佛教在現代社會轉型期的傳播策略提供了豐富的視角。
從1960年到2025年，《香港佛教》迎來了它的65週年，回顧其創刊之初的願景和努力，對於理解香港佛教乃至當代華人佛教的發展歷程，具有重要的歷史與文化價值。
今年適逢《香港佛教》創刊65周年暨香港佛教聯合會創會80周年，佛聯會將於7月香港書展期間推出「《香港佛教》月刊電子資料庫」，並舉行儀典及分享會。此資料庫歷經數年整理，涵蓋雜誌創刊至今共780期舊刊，方便專家學者及公眾在線閱覽，為佛學研究與義理探索提供珍貴資源。佛聯會與大眾共享香港佛教歷史文化資源，不囿於自珍，善用科技弘法，具劃時代意義，延續三位創辦大德強調的傳播精神，實在值得各團體參考和學習。詳情請密切留意香港佛教聯合會或佛門網的相關公告。
[1] 知慧在〈我最敬仰的一位華南大德──海仁法師〉中提及，《人海燈》「曾放射過三兩年的光芒」，但因主編離去而「息滅」，見頁40。；澄真法師〈香港佛教誕生了〉：「香港所辦過的佛教刊物，不是曇花偶現，便是僑居海外，至今無一存者。」，見頁14。
[2] 陳靜濤〈獻辭──對香港佛教的展望〉：「近二十年來，香港佛教事業似有突飛猛進之表現，如創辦養老院，慈幼院，贈醫施藥所，籌辦佛教公墓，派送冬衣等福利事業。佛教道場及塔廟之建立，更如雨後春筍。」，見頁7。
[3] 〈為辦佛教文化者恭進一言〉，頁25。
[4] 〈發刊詞〉，頁3。
[5] 〈社論──為甚麼要出版香港佛教月刊〉，頁4。
[6] 〈我對香港佛教的願望 〉，頁11。
[7] 頁7
[8] 〈我對本刊的願望 〉，頁10。
[9] 頁4
[10] 頁3
[11] 頁7
[12] 頁10
[13] 頁4
[14] 〈「佛教在香港」的展望 〉，頁38。
[15] 頁3
[16] 〈慶祝「香港佛教雜誌社」成立〉，頁8。
[17] 「適應性傳播」（contextual dissemination）是宗教傳播研究中的分析框架，強調宗教信息需根據特定社會、文化與時代背景調整，以有效傳播並適應目標群體需求。此概念源自學者如 David J. Bosch 的「語境化神學」（Transforming Mission, Orbis, 1991）與 Heidi A. Campbell 的「適應性策略」（When Religion Meets New Media, Routledge, 2010）。
[18] 頁3
[19] 〈欣聞香港佛教雜誌問世進一言〉，頁9。
[20] 〈人道大攝與佛家悲心〉，頁28-29。
[21] 頁7
[22] 〈負荷復興佛教的工作〉，頁18-19。
[23] 頁3
[24] 頁11
[25] 頁25
[26] 頁8
[27] 頁4
[28] 頁7
[29] 頁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