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香港佛教界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佛教法相學會迎來了成立六十週年的甲子之慶。
六十年前，在著名佛學家羅時憲教授的帶領下，一群懷抱弘揚正法宏願的居士，在資源匱乏的艱難環境中，創立了佛教法相學會。六十年後，這個學會不僅沒有隨時代變遷而式微，反而歷久彌新，成為香港乃至全球漢傳佛教唯識學的重鎮。
在這個具紀念意義的時刻，我們榮幸邀請到法相學會現任主席麥國豪居士、副主席趙敬邦博士、司庫岑寬華居士，以及秘書陳達志居士四位核心成員。他們分別代表了學會的老、中、青三代力量，為我們細說法相學會一甲子的發展與變遷。
緣起：補救清末民初佛門之流弊，開香港居士弘法之先聲
「要了解法相學會的成立，必須回到那個特殊的時代背景。」副主席趙敬邦博士開宗明義地指出。趙博士早前剛出版了新書《法海津梁在香港：佛教法相學會研究》，深入探討學會的歷史脈絡與文化實踐，揭示其在當代香港佛教發展中的關鍵地位與深遠意義。對於這段發展歷程，他可謂瞭如指掌。
趙博士解釋道，法相學會的成立承襲了民國初年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的學統。歐陽竟無痛感當時的中國佛教界存在「籠統真如，顢頇佛性」的情況，希望能透過弘揚嚴謹的法相唯識義理，來匡正流弊。羅時憲教授（1914-1993，下稱羅公）正是這一學統的繼承者。羅公早於1935年便皈依太虛大師，深受其啟發。1941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於中山大學研究院中國語言文學部，曾任教於中山大學及廣東國民大學，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等職。羅公主修中國語言及文學，副修哲學，又廣習天台、唯識、中觀之學，這種深厚的國學、哲學及佛學根底，註定了他弘法的路徑與眾不同——重理性、重經教。
1949年，羅公移居香港，先後在多所學校任教。他和十三位志同道合的法友和學生都有一個抱負，就是繼續延續支那內學院的方向，補救「籠統真如，顢頇佛性」的流弊，於是在1964年籌組一個新的居士學會，並於1965年正式創立佛教法相學會。
創立新組織絕非易事，最大的困難在於改變佛教界的既定觀念。趙博士提到，在六十年代的香港，弘法主要是出家人的職責。羅公當時作為一位居士（白衣），要講經說法，甚至創辦學會，面臨著一些人的不理解和反對。他曾訪問羅公的兒子羅德光先生，提到當時創會的主要困難，是要說服反對者，居士弘法其實都如法及符合佛教的價值觀。
岑寬華居士補充道，雖然《維摩詰經》中的維摩詰居士與《雜阿含經》裡的質多羅長者（Citta），早為在家居士說法提供了聖典依據，但在昔日保守的教界氛圍下，這條路走得異常艱辛。當時傳統觀念常引「末法時代，白衣上座」之說，將居士講經視為佛教衰敗的徵兆，阻力極大。「即使如此，宿根深厚、無師自通的羅公不畏世俗眼光，即便1949年南下香港後生活一度困頓，他仍頂著輿論壓力發下宏願，誓要在香江樹立起居士弘法的法幢。」
回首1965年的創會陣容，堪稱群賢畢至，星光熠熠。法相學會的成立，絕非羅公一人的獨角戲，而是當時香港佛教界與文化界精英的集體意願。「羅公擔任創會主席，而當時的副主席韋達先生，本身就是一位傳奇人物。」趙博士特別介紹道。韋達先生曾任何東爵士的英文秘書，是當時的社會賢達。他精通中英雙語，耗費心血將玄奘法師的《成唯識論》翻譯成英文（Ch’eng Wei-Shih Lun: The Doctrine of Mere-Consciousness），為唯識學的國際傳播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教育與弘法方面，羅公與幾位前輩共同奠定了學會的基石。「當時還有梁隱盦先生與劉銳之先生，他們與羅公通力合作，開辦了『佛學星期班』。」趙博士指出，這個進修班的歷史極為悠久，從創會延續至今，數十年來風雨不改，培育了無數佛學人才。此外，創會成員還包括了學術界與弘法界的翹楚：長期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霍韜晦教授，以學者的嚴謹態度弘揚佛法；後來繼任為學會主席、專精唯識學的李潤生教授；以及在廣播界與大眾弘法上扮演關鍵角色、致力於佛法普及化的葉文意居士。
這群來自不同領域的精英——有的長於學術研究，有的長於外語翻譯，有的長於大眾弘法——在羅公的感召下凝聚在一起，共同構成了法相學會最初的堅實骨幹，也確立了學會解行並重、學術與普及兼顧的獨特家風。
授業：課堂上的嚴師
羅公的弘法足跡，遍佈香江。岑居士指出，「佛學星期班」是由三輪佛學社、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分會與法相學會三個團體合辦的。三輪佛學社提供場地，法相學會則負責最核心的課程設計與講師。「羅公真的是一位『拼命三郎』。」岑居士感嘆，「他一週七個晚上都在講課，從無間斷。」從香海蓮社講《成唯識論》長達十年，到大會堂、兩所大學的校外進修部，羅公的身影無處不在。
更令人驚嘆的是羅公的作息。「羅公是個典型的『夜貓子』。」岑居士還記得年輕時去羅公家中拜訪的情景，「他每晚講完課回到家，不是立刻休息，而是繼續做研究、寫作，往往要工作到天亮才肯睡覺。」正是這種燃燒生命般的教學熱忱，才留下了今日我們所見的《羅時憲全集》等文字般若。
羅公的教學熱忱與威嚴，至今仍讓學生津津樂道。在羅公的課堂上，沒有「排排坐」的輕鬆感，只有大學研究所級別的嚴格訓練。
陳達志居士年輕時是海員，行船十年，在航程中見證了日本的極度繁榮與印度的赤貧，巨大的貧富落差促使他開始思考因果與生命的真諦。回港後，他先在香港大會堂隨葉文意居士學佛。因為葉老師經常提及羅公，令他心生好感，竟「越級挑戰」，報讀了羅公在佛學班同學會的唯識課程。
陳居士回憶上課的情景，仍充滿懷念。「那時我聽羅公講《成唯識論述記刪注》第三冊，內容全是破小乘、破外道，也會講因明邏輯，極其深奧，聽了半年也不懂。」羅公講課不是單向灌輸，他有著令學生敬畏的攝受力。陳居士道：「羅公經常會突然停下來，『督』著你問：『為甚麼？這裡為甚麼這樣說？』」年輕氣盛的陳居士，一開始還敢坐第一排，後來在羅公嚴厲的眼神與提問下，「從第一排越坐越後，最後躲到了最後一排。」但羅公很聰明，他知道新同學答不上來，就會轉而點名資深的學員回答。
正是這種嚴格的訓練，逼著學生們把唯識學的根底打得非常紮實。當年這位不敢坐第一排的海員，後來也成為了學會的中流砥柱，接過了老師的教鞭，繼續在講台上為後學傳道解惑。
擁有了一流的師資與前途無量的學生，法相學會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卻面臨著「無立錐之地」的窘境。從寄人籬下到擁有今日的永久道場，中間經歷了羅公往生後的託夢傳奇，乃至善知識的及時護持。這些守成的故事，我們將在下一篇繼續細說。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