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首次生死佛七
寶靜法師向來強調解行並運，以「念佛不離乎止觀，止觀尤切要念佛」，認為天台止觀與念佛法門會通，故常諄諄勸引大眾老實念佛。例如念佛一心不亂，不思量不分別，便是天台宗一心三觀的境界。
1935年11月26日至12月2日（農曆十一月初一至初七），法師在蓮社舉行香港佛教有紀錄可考的首次生死佛七。在佛七正式開始之前，法師特別向蓮友派發一張表格，請他們為法會做好準備，持誦淨土經咒及彌陀名號，並將所誦所念數量，填寫其上，寄回蓮社。法師希望藉大眾持誦巨量經咒佛號之浩大神功勝力，使佛七期間諸念佛人易於得力，自他兼利。
據蓮社收集表格後的統計，所念誦數分別為：彌陀聖號2834萬餘聲、《阿彌陀經》206000餘卷、《往生咒》244800餘遍。[1]今天不少道場和佛教團體仍用此記數方法，集各人之力，將功德迴向饒益一切眾生，原來早在差不多九十年前，法師已率先試行，可謂開創香港先河。
翻查歷史記載，大嶼山定佛比丘尼曾在1922年發起公開念佛法會。為隆重其事，特往上海延請妙善法師來港主持，並得南京棲霞山若舜法師南下協助，假北角名園舉行，早上九時起香，分上、下、傍晚三堂，參加人數七日計逾萬人，盛況空前。若要數香港公開的大規模念佛法會，確實以此為首例。[2]不過寶靜法師在蓮社修建的生死佛七，亦並非尋常的彌陀佛七：
「本社此次舉行佛七，名為生死七。集眞實生死心切之蓮友，為尅期取證，特遵截流大師分班行坐，輪流調換念佛法，及依紅螺山四字三聲換氣念佛法，參互而用，無間斷念佛。務使一心不亂，成念佛三昧。」[3]
截流大師（1628-1682）為淨土宗第十祖，名行策，號截流。大師撰寫的《起一心精進念佛七期規式》，規定念佛期間最多只十二人，分為三班，每班四人，每天二十四時內佛號聲不斷，持續七個晝夜。寶靜法師並未嚴格跟隨截流大師分三班、每班四人的限制，每班念佛時間也有所節減。他還彈性地分開基本和隨意兩班，容許參加人數有一定程度的變動。
至於「紅螺山四字三聲換氣念佛法」，顧名思義，與位於北京懷柔區的紅螺山有關。山上有紅螺寺，歷史久遠，可追溯至東晉咸康四年（338）。淨土宗第十二祖徹悟大師（1741-1810）曾在此建道場；第十三祖印光大師亦於光緒十二年（1886）入紅螺山資福寺念佛、閱藏。根據傳承此念佛法門的智海法師（1926－）介紹，紅螺山念佛是從高到低，而且第四句為金剛持念，用作換氣。念四字佛號「阿彌陀佛」，每一口氣只限念三句。於第三句佛號中，念完「阿彌」二字便要停止音聲，留下「陀佛」二字換氣。
生死精進佛七是晝夜無間不歇息的，如無必要自然不應隨便走動，但寶靜法師也明白都市人生活節奏繁忙，因此對於有要事在身須短暫離開者，還是會給予適當的開許－－「若萬不得已，於必要者，則於坐聽時，暫行離席到外間，或飲茶或便利，事畢即回堂坐聽。⋯⋯如有特别必要事者，須向主七合掌告假而出，事畢速回，至要。」（ 〈生死佛七期內規約〉）
住世緣盡 安然而逝
是次佛七圓滿，反應躍躍。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寶靜法師年底來港講《梵網經》。為了啟發信眾，於彌陀誕當日再次修建生死佛七。法會圓滿後，因內地戰事蔓延，炮火連天，善信勸法師暫駐粉嶺靜廬過年度歲。翌年春天，因觀宗寺法務需要，法師才不得不回去處理。事情辦理妥當後，法師仍然來港講《普賢行願品》， 兼稍作休息
1939年1月15日，因敵機常轟炸寧波，造成寺院僧眾心理緊張，傭工不慎，觀宗寺發生大火，多處重要殿堂被毀，損失十餘萬元。寶靜法師為重建事宜，四處奔走，心力交瘁，未到一年募款十七萬元，遂將觀宗寺修復完成，恢復舊觀，還特別請回《龍藏》、《磧砂藏》等，以便利學子深入研習。同年夏天，法師在蓮社講《六祖壇經》接近兩個月，並舉行盂蘭法會，超薦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此時，殷商黃杰雲居士與三夫人王璧娥及親威李素發居士，在荃灣柴灣角籌建弘法精舍。黃、李二人一直久仰寶靜法師盛名，遂禮請法師年底在精舍開辦「香海弘法學舍」，兼任主講一職。
寶靜法師自1940年回寧波後，幾乎無法再往各處奔走。直到同年秋天，法師心繫香港，應蓮社之請，宣講《觀無量壽佛經》（上卷），那是他最後一次來港。寶靜法師到埗後，精神已微有不適，仍勉力帶病說法，對眾聽講者有感而發：「五濁惡世不可久居，各須努力早生西方安養，寧可乘願再來。」講經期間，法師收到觀宗寺急電，報告寺中缺乏糧食、大殿遭敵機轟炸。曾璧山居士等人為減輕法師憂勞，立即啟建大悲道場，募款七千餘元，悉數供觀宗寺修復之用。寶靜法師當時已受高血壓等病患困擾，加上不如意事接踵而來，積勞成疾，身體更虛弱了。他原欲留在靜廬休養，但為了觀宗寺修復事宜，仍然應上海居士之邀請前往講《妙法蓮華經》。舟車勞頓下，法師抵達上海後，便一病不起，延至11月29日，住世緣盡，在玉佛寺安然而逝，年僅四十二歲。
法師往生後，香海蓮社頓失精神領導。曾璧山居士等人本擬發起在粉嶺靜廬建立寶公紀念堂及衣缽塔以資後人瞻仰，但隨著戰事吃緊，香港淪陷，此事唯有擱置。[4]曾居士於1942年6月離港暫避戰亂，待1945年重光後才回港。無奈此時人事更迭，更有覺光法師另行創立香海正覺蓮社，香海蓮社在弘法方面的影響力已有所減弱。猶幸以曾璧山、顏世亮及馮公夏為首的一眾社友，本著覺世利民之旨，先後創辦香海蓮社義學、佛教念慈學校、佛教慈恩學校及佛教寶靜學校，在社會慈善事業這一方面，仍然取得一定成績，也算不負寶靜法師之期望。[5]
（待續）
註：
[1]. 〈香海蓮社舉行彌陀佛七消息〉，《弘法社刊》第三十期，寧波：弘法研究社，1935年，頁151。
[2]. 葉文意：〈香港佛教之早期發展（清末至一九三七年）〉，《法相學會集刊》第三輯，香港：法相學會，1992年，頁27。定佛尼為「楞嚴王」海仁法師之姑母，對早年香港佛教有特殊貢獻，其生平詳見明慧法師編述：《大嶼山志》，香港：寶蓮禪寺，1958年，頁62-63。
[3]. 〈香海蓮社社長寶靜法師訂立舉行生死佛七期內規約〉，《弘法社刊》第三十期，頁143-145。
[4]. 曾璧山編：《寶靜法師圓寂二十六周年追思紀念錄》，頁53-54。
[5]. 《香海蓮社半春園紀念堂落成特刊》，香港：香海蓮社半春園，1971年，頁11-14。
轉載自／原載於《香港佛教》第77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