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鑽石山附近的新蒲崗，昔日是蒲崗村，那裡有一座著名的曾富別墅（又稱曾富花園，大約位於今天的啟德花園附近），創建於1919年。曾富別墅最初只是曾富家塾，主人是馬來西亞歸國華僑兼殷商曾兆榮（又名曾富，1861－1930）。1924年11月，曾富在家塾附近擴建新式洋房及花園等建築，形成大規模的曾富別墅。曾富生平樂善好施，熱心公益，為鐘聲慈善社首任社長。他除了捐建義學外，更是與佛有緣，包括在1928年將家塾原址借予好友黃筱煒、李亦梅及譚榮光居士創辦哆哆佛學社。
熱衷扶乩 捨道入佛
哆哆佛學社的主要創辦人黃筱煒（又名德煒、家瑞、定慧、德修，1883－1956）是一名香港企業家，繼承其父耀山公的事業，經營永利威酒莊。事業有成後，他最初信奉道教，後來捨道入佛，潛心修習淨土法門，並創立佛學社。他的這一轉變，與淨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師（1862－1940）有着密切的關係。
根據黃筱煒與印光大師的書信記載，黃筱煒經商多年，足跡遍及馬來西亞與美洲各地，對仙佛之說素無研究；然而在1923年間，他得悉友人在香港供奉「黃赤松大仙」，獲邀前往參拜[註1]。黃筱煒見到各人求病問事，而黃大仙所示皆絲毫不差，深感奇異。不久，其子因雨天滑倒導致手臂受傷，數月未癒，求醫無果。黃筱煒於是前往嗇色園黃大仙祠求方。黃大仙乩示應以某跌打丸敷用，果真見效。此外，黃筱煒之商業夥伴罹患重病，西醫診斷須手術割除腸患，否則性命難保。病者因自己是家族單傳，不願動手術，黃筱煒遂求黃大仙指點，獲示以艾草煎水飲用及外敷。不久病者情況好轉，續服黑芝麻糊，爾後竟完全痊癒。此等神驗之事，令黃筱煒對黃大仙愈發虔誠，並開始親自嘗試扶乩。[註2]他又與李亦梅、譚榮光等一眾好友，入道嗇色園為弟子，得道號「揮覺」。
黃筱煒在這兩年間熱衷扶乩，初時乩筆不動，後依乩示，原來必須終日默念《心經》，始能順利。自此，他潛心問道，並每日誦經、印送善書，推動佛學與道德教化。其子亦學扶乩，短短不足十日間即得乩語，成詩數百篇，編成詩集《風波浪》。黃筱煒又言，其後所得乩語，皆與佛教義理有關，眾人得以藉此漸入佛學研究。直到1925年6月22日（農曆五月初二），他們在永利威酒莊的辦公室再度開壇。期間黃大仙乩示，當今世道人心沉淪，唯有佛法能救。黃筱煒等人應摒棄扶乩，專心向佛。黃大仙更進一步表明其真實身份—「哆哆婆娑訶菩薩」，並諄諄教誨：「佛法本無設壇扶乩之說，若再扶乩問事，便是大違佛道。我見你們根機未熟，所以之前用靈驗之事引導。如今既已信佛，當專修佛法，停止扶乩。」哆哆菩薩更指示，他們今後應以《金剛經》與《大悲咒》為常課，並囑咐當時尚非弘法時機，要等待三年後，方可提倡念佛。[註3]
籌備與創社
1927年間，黃筱煒延請廣州長壽寺偉光老和尚的弟子教授梵音，然因進展有限，遂改邀楞嚴佛學社梵音傳習所的沈允升教授修懺、焰口等梵唱儀軌，此舉為日後哆哆佛學社設立梵音部用以推廣唱念佛號、經咒及各類梵唄，奠定了基礎。同年，黃筱煒與其他幾位好友前往上海請經，與印光大師取得聯繫，更於翌年皈依大師，正式成為佛弟子。黃筱煒回港後，便即創辦哆哆佛學社。鑑於曾富與黃筱煒二人相識於馬來西亞，又是多年好友，遂將別墅借予黃筱煒設社，而曾富亦加入為佛學社一份子。
印光大師對於哆哆佛學社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不僅對該社的發展方向提供指導，還在某些關鍵問題上提出了明確的意見。黃筱煒認為，佛學社找到光明道路，都是因為哆哆菩薩的慈悲指引，讓他們明白了真正的方向。為了時刻感念哆哆菩薩的恩德，黃筱煒向印光大師提出，希望特地在佛學社內供奉祂，並在《哆哆佛學社念佛儀規》中加入頂禮哆哆菩薩的語句，以表達感恩與尊敬。
大師對此是絕對反對的，並表示《念佛儀規》中，尚且不加入文殊、普賢、地藏、彌勒這四大菩薩，何況是其他菩薩呢？哆哆菩薩的名號只需要攝於「清淨大海眾菩薩」一句中便可。至於供奉哆哆菩薩，印光大師也明顯反對，主要是考慮可能會引人非議。[註4]這一觀點體現了印光法師對於佛教傳統的堅持，並試圖確保哆哆佛學社的修行方式符合淨土宗的正統理念。儘管哆哆菩薩起源於扶乩活動，但印光大師仍然接受其作為一種善導機緣，並鼓勵信徒們將其視為過渡階段，而非佛教修行的核心內容。然而，從佛學社編印的《念佛儀規》、《哆哆佛學社朝時課誦》及《哆哆佛學社暮時課誦》等課本中可見，黃筱煒並未採納印光大師的建議，而是直接將「哆哆婆娑訶菩薩」[註5]的名號錄入其中。此外，佛學社亦印製了《哆哆佛聖誕祝儀》，並於哆哆菩薩誕辰當日（理論上與黃大仙誕同為農曆八月廿三日）舉行慶祝法會。祝儀中更載有佛讚之語，如：「哆哆菩薩，丹煉成童。叱石為羊山之東，德邁而道隆。佛證圓通，萬福眾咸蒙。南無哆哆婆娑訶菩薩摩訶薩。」
昔日佛學社之記述
根據旅行家黃佩佳上世紀30年代的遊記所載，哆哆佛學社佈置莊嚴典雅，充滿佛教文化氛圍。佛學社入口處附近即為客堂，兩側擺放椅桌，懸掛牌匾「常樂我淨」。左側牆上裝裱《靈巖寺永作十方專修淨土道場碑記》，右側則懸《南京三汊河新建法雲寺緣起碑記》，除此之外還有廣州楞嚴佛學社的照片若干幀。從客堂內進，即為大雄寶殿，門額題「五蘊皆空」，殿內供奉韋馱菩薩，前置古鼎。正殿中央供奉三寶佛，高約七至八尺，金碧輝煌，華麗莊嚴。柱上刻有對聯：「法界清淨，佛國莊嚴。」殿前設七級浮屠，高約兩尺，以玻璃罩保護。大殿左右側門分別題為「禮門」與「義路」。左、右兩殿供奉西方三聖，並懸十八尊者畫像。殿內環境幽靜清雅，極為罕見。左殿樓上設靜室，右殿樓上為功德堂，供奉佛學社信眾的蓮位。樓房左側設有閱經室，收藏佛典，並備各種佛教書籍，供訪客閱讀或結緣贈送。對黃佩佳而言，佛學社的佈置在新界各禪林中堪稱獨特，其規模僅元朗紫竹林、青山禪院及寶蓮禪寺可與之比擬。
佛學社成立後，李亦梅擔任社長，黃筱煒則任副社長。佛學社不主動宣傳，不主動徵求新會員加入，也不進行募捐，所有經常性開支皆由社員共同承擔。每逢週六、日，社內集眾念佛；週日晚上則舉行焰口佛事。社內設有閱經、靜修、蔬食和放生等四個部門。除了定期活動外，佛學社還不定期邀請法師蒞臨講經說法，吸引了大量信眾參與。譬如1934年，他們邀請了澳門無量壽功德林的創辦人觀本法師來港開示，法師所講的題目是「人生與極樂」。除了開示外，法師還在佛學社傳授五會新聲念佛法門，受到了廣泛關注。
（待續）
註：
[1]. 此事起因為譚榮光為岳母之腳患，前往嗇色園求方，詳見譚之自傳《華甲回憶錄》。
[2]. 〈德煒居士上印光大師書〉，《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二十二期。
[3]. 譚榮光則記述了此事的另一個版本：當天黃大仙乩示，他們不宜從香港渡海過九龍，所以應在永利威自行設立普宜分壇（嗇色園所屬道壇壇號為「普宜」）。之後連續幾天降示乩語，合成《風波浪》一書。又因為乩語中有「吾已弗人也」一句，他才恍然大悟黃大仙已成佛。見《華甲回憶錄》頁22。
[4]. 〈印光大師覆黃德煒居士書〉，《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二十二期。此信與〈德煒居士上印光大師書〉後來於1929年收錄在《西方確指》一書附錄中，題為「哆哆婆娑訶菩薩應化事跡」，見頁38－41。
[5]. 娑婆訶（或作薩婆訶）為梵語svāhā的音譯，常見於咒語結尾，意指圓滿、增益、成就、吉祥等。黃筱煒提及「婆娑訶」而非「娑婆訶」，這一差異尚未可考，或許與扶乩時原文照錄有關，也或許是傳抄訛誤之故。
轉載自／原載於《香港佛教》第77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