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佛教界在社會上既是重要宗教組織，也是非牟利團體。它們在戰後為香港所做教育及社會福利事業，成績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過往學術研究中，卻淪為缺席者與失語者。蒙佛門網邀請，筆者在過去博士論文基礎上擷取相關內容部分，圍繞著戰後香港不同佛教機構的法師及居士興辦教育及社會服務方面，務求以深入淺出方式撰寫一系列短文，抛磚引玉，以饗讀者。
在未開展述說故事前，讓筆者先說一說兩個前提：首先，這與筆者過去在某間大型佛教機構的工作經驗有關。讀書年代的我深受著名意大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影響，我沉澱過去工作經驗，並且轉化為探求智性的學術討論。我將香港佛教放置在更廣闊的社會脈絡當中，來試圖說明一個重視傳統價值的華人宗教組織，如何在現代公民社會裏，蛻變成為在實踐自身崇高的宗教使命及理念之外，更提供服務滿足社會大眾的需求之現代化組織。
其次，建基於過去歷史學及社會科學的訓練，我會以整體史的角度來論述香港佛教在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之間的互動和制約，進而理解其在戰後的角色和定位。所謂宏觀層面，是指中國因素對香港社會的影響、政府推行的教育和社會福利政策、人口流動、經濟和社會的變遷等；而微觀層面，則指不同佛教組織裡法師或居士負責人，對於世俗社會的看法，以及如何將慈悲理念落實於社會服務的承擔等。
1945年至1960年期間，香港佛教道場於不同地區興辦義學，乃至香港佛教聯合會營辦佛教黃鳳翎中學及佛教黃焯庵小學成立作結。推動這個時期的轉變主因來自香港人口的結構轉型，大量適齡學童需要讀書，而政府無法只靠自身力量來滿足這個龐大的教育需求。若以圖表按時序發展次序描述如下：[1]
表1 香港人口數目（1941-1950）
| 年份 | 人口數目 |
| 1941年（英治時期，日本佔據以之前） | 1,600,000 |
| 1943年1月（日本佔據時期） | 982,000 |
| 1945年8月（日本佔據末期） | 750,000 |
| 1945年底（回復英治時期） | 1,600,000 |
| 1947年（中國國共內戰期間） | 1,800,000 |
| 1950初 | 2,300,000 |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1945年底，香港工商業陸續恢愎，先是外移人口開始從內地回流到香港。緊接而來是國共內戰，內地人口遷港劇增，大量資金流入香港，部分資金用於投機炒賣活動，如股票、地產、黃金等，是華南地區的冒險家樂園。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和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美國甚至凍結了中國的美元資產，打擊香港各行各業，導致1951年香港的貿易總額銳減了1百萬噸，經濟前景不明朗，商人進而大規模從事手作工業生產，力求打開國際市場。
當時社會狀況百廢待興，街頭巷尾孤兒流浪隨處可見。早於日本投降前夕時一般人生活艱苦，增加學費導致中下級家庭子弟中途輟學，而且教育經費嚴重不足，教員待遇低下，香港教育已到了全面崩潰的邊緣。[2]接著中國內戰爆發，數十萬農民、工人、商人、士兵和知識份子南來香港定居，嬰兒潮隨即來臨，過百萬兒童需要養育和入學。不同佛教組織在香港、九龍及新界因目睹流失兒童孤苦無依，秉承慈悲喜舍的使命關注兒童權益及福利，依據自身團體的資源情況下興辦義學，有的由先辦孤兒院做起，進而提供讀書予失學兒童，有的直接興辦義學，藉以解決當時社會的問題。
首先，要說的是位於香港島跑馬地的香海蓮社。創辦人是寧波四明觀宗寺方丈寶靜法師，成立道場的年份是1933年。寶靜法師是諦閒老法師的法嗣，早於6年（1927）前，寶靜法師應香港佛學會羅忍慈居士的邀請赴港弘法，自此與香港結下不解之緣。是年，曾璧山、李公達、周佛慧等居士覓得跑馬地黃泥涌道87號作社址，推舉法師擔任社長，曾璧山居士擔任總理。[3]4月22日，香海蓮社舉行開幕典禮，到賀嘉賓冠蓋雲集。[4]由於寶靜法師經常到內地不同城市弘法，因此該道場日常運作落實於在港一眾居士身上。它是一個弘揚淨土提倡念佛的居士道場，並積極參與社會福利及教育事業。1949年，該社向高等法院註冊成為合法組織之有限責任社團，[5]同年創辦香海蓮社義學，為失學兒童豁免全部學費，送給書本，以女學童為主。學生成績優異者，可獲該社董事會獎學金繼續升讀全日中學。[6]1953年，香海蓮社義學曾於舉行夜間招生，人數亦達百人之多。當時義務校長顏世亮訓勉學生須關照自己努力學習，令智慧增長。校董馮公夏亦以佛學的人生觀勉勵學生須遵守五戒。[7]由此可見，義學把佛法的教育實踐在課程之上。轉輾之間由曾璧山接任校長，義學只在下午授課，維持到1960年間才告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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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後，香海蓮社陸續申請向政府撥地及津貼，於1960年至1963年歷三年期間，開辦共三間小學，其總容納學額達4,200個，現按成立年份順序如下：
i. 1960年，牛頭角佐郭谷新區的佛教念慈學校容納學額1,100名；
ii. 1962年，九龍廣利道的佛教慈恩學校容納學額1,600名；
iii. 1963年，九龍東頭新區興建佛教寶靜學校容納學額1,500名。[8]
由此可見，該社辦學成績超卓，與當初創辦義學已不可同日而語。
值得一提的是曾璧山居士，她曾受學康有為弟子陳榮袞（字子褒，號崇蘭），陳子褒先生在傳統私塾的教育之上引進不少創新的教育理念，把香港教育介乎中西和新舊的特質加以融合。他是最先提倡開辦男女同校的教育家，也是在初級學校採用白話課本取代傳統啟蒙課本和儒家經典的教師，並倡議女子的教育權利，專為婦女編著課本及教授讀書寫字。陳子褒先生在澳門辦了全國第一所的男女子學校，仿當時西方先進模式，而曾璧山居士亦隨其任教於澳門。[9]後曾居士於20世紀初移居香港，為紀念恩師，承傳其志，於1923年在跑馬地開辦崇蘭女子學校，作育英才。[10]她長年信佛，先後皈依禪宗大德虛雲老和尚及天台宗大德諦閑法師，又親近寶靜法師，在創辦香海蓮社期間禮請寶靜法師領導住持。1940年，寶靜法師圓寂，曾氏長期負責會務領導社友多次組織在冬季施賑寒衣，響應濟貧助學贈醫施藥等慈善活動。[11]1964年，她被香港政府肯定其對教育和慈善的貢獻，獲英女皇頒贈英帝國員佐勳章（M.B.E）表揚，成為本港最早獲此殊榮的佛教人士。[12]1986年11月7日，曾居士病逝，積閏享壽96歲。[13]而至今曾璧山（崇蘭）中學仍然在香港教育發光發亮。
[1] Annual Report on Hong Kong for the Year 1946, Hong Kong, p.9; Annual Report on Hong Kong for the Year 1947, Hong Kong, p.9. CO129.591.4, Situations in Enemy Occupied Hong Kong, 1944,enclosure: “Far Eastern Weekly Intelligence Summary, Secret,”p.39.CO129.592.24, Immigration Control Policy, 1945: enclosure “Extract from General Report on Hong Kong, Nov.2 1945p.23”轉引自蔡榮芳:《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出版社2001年，第272頁。
[2] 方駿、熊賢君:《香港教育史》，長沙湖南出版社2010年，第252-3頁。
[3] 香港觀宗寺：〈開山祖師寶靜大師〉，http://www.kcthk.org/zh-hant/intro/patriarch_intro/1/，瀏覽日期：2023年3月5日
[4] 〈香海蓮社開幕紀盛〉，工商日報1933年4月18日。
[5] 《香海蓮社組織簡史》，《香海蓮社半春園紀念堂特刊》1970年。
[6] 《學務發展》，《香海蓮社半春園紀念堂特刊》及〈香海蓮社〉，華僑日報1954年8月11日。
[7] 〈香海蓮社夜義校招生〉，華僑日報1953年2月2日。
[8] 高永霄：《從悼念慈祥法師的示寂－－談香港佛教義學的始終》。
[9] 校長的話：曾璧山(崇蘭)中學，https://www.tpsslss.edu.hk/tc/message-principal，瀏覽日期：2023年3月5日
[10] 陸鴻基：《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第90-94頁。
[11] 《香海蓮社半春園紀念堂特刊》慈善工作圖片。
[12] 鄧家宙：《二十世紀香港佛教之發展》，第102頁。大英帝國最優秀勳章由英皇喬治五世於1917年6月4日創立。勳章分民事和軍事兩類，共設5種級別，分別為爵級大十字勳章（GBE） 、爵級司令勳章KBE（男性）DBE（女性） 、司令勳章CBE、官佐勳章OBE、員佐勳章MBE。
[13] 香港佛教聯合會：曾璧山居士，https://www.hkbuddhist.org/zh/top_page.php?cid=1&p=chairman&ptype=4&psid=106&id=17，瀏覽日期：2023年3月22日
